於是就出現了傳授這種「說話的技藝」，即修辭學的人，也可以說是修辭學家。從發生學的視角審察，上面已經說明修辭學出現的各種因素，但是誰是創建修辭學的首位學人呢？在歷史文獻中沒有明確的記載。公元二三世紀的傳記作家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他的《哲學名家生平紀實紀聞》第8卷第57節 中記述道：「……亞里士多德在《智者篇》中說恩培多克勒斯是修辭學的創始人，正像芝諾是辯證法的創始人一樣。」遺憾的是亞氏的《智者篇》已經散佚，未能傳承下來，不能核驗。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另一著作《修辭學》中提及與恩培多克勒同時代的另一位學人科剌克斯其鼎盛年代為公元前467年，說此人撰寫過一部《修辭術》，傳授別人如何辯駁。科剌克斯擬定出一些規則，例如在受傷害別人指控時，如果此人是一個弱者，就說：「我比他體弱，能夠傷害他嗎？」如果此人是強者，就要這樣說：「難道我是一個傻瓜，會去傷害一個弱者嗎？」這就是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一部《修辭課本》第2卷第24章 。科剌克斯是西西里人，修辭學這門技藝不是在雅典，而是在西西里生發出來的。這與當時西西里的環境有關，因為在這不大的區域裡，古代希臘人建立了20個城邦，各自間有聚合，也有摩擦，所以這種「說話的技藝」能起到縱橫卑闔的作用。
因此，修辭術首先在西西里生發，然後才傳到雅典，是自有其原因的。
上面談到古希臘的智者、修辭術及修辭學等，還必須談談當時希臘人所重視的「德行」。關於「德行」，在這裡就是指處理私人事務及政治事務的能力。智者的出現，就是迎合大眾有學習並獲得這種德行的需求。智者就是傳授德行的教師。
普羅泰戈拉斯等智者認為，如果一個人想在政治上出人頭地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要具有論辯的才能。所以智者主要傳授的是有關文詞的修飾。這就是修辭術或修辭學。它是一種以「德行」為本質，運用巧妙和雄辯的言辭使人信服的學問。
普羅泰戈拉斯等智者認為，教育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功能，就是培養有關詩句、言辭及說話技藝方面的才能。
所以，投身在智者門下經他們教導出來的政治人物，是不具有執着追求真理的精神的，甚至還弄不清真理為何物。他們所追求的就只是「言之成理」，也就是強詞奪理罷了，只要大家說不過你，又何必管什麼是非黑白呢？
蘇格拉底卻與這些智者不同，他明確地認識到，如果忽略了事實，只是孤立地鑽研「說話的技藝」，是與哲學的精神不相符的。智者們與人辯論時，總是處心積慮地迷惑對方，使對方陷入圈套。要是這樣做行不通，就換一種手法：或是用聲勢來嚇唬人，或是用華麗的詞藻，生僻、閃爍的文詞，使對方聽了感到不知所云無法對答。蘇格拉底卻不是這樣，他的態度十分平靜，溫文爾雅，所用的言辭都很平易，而且言簡意賅。
他就是這樣和別人討論的。
蘇氏執信，通過辯論及省察能探索出真理。蘇氏所提出的辯證法也基于此。
蘇格拉底所處的時代智者應運而生。他們的出現使某些人的思想和行動得以磨練，哲學思維也因此從天上，即自然哲學，回到人間。因此，智者的功績在思想發展史和哲學史上是不可埋沒的。所謂智者，按語源剖析，其中就含有「使知識的功用變得更好的學人」。
對智者的這一作用蘇格拉底是瞭解的，所以蘇氏也說智者是「使人變得更為聰明的學人」，或是「教育與指導他人的學人」。但是，蘇格拉底也審視到「知識本身也有可怖的一面」，如何傳授與教導是關鍵的所在。那些盲從與無識別能力的人是不適于投身到智者的門下的。
智者與蘇格拉底有其相似的一面，即他們已着手探索人類的心靈、靈魂等，但彼此間改採用的方法及所持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在當時也出了幾位自然哲學家，如阿那克薩戈拉斯、恩培多克勒斯等，他們都是按照傳統從事自然哲學研究的。但是智者則不太注意宇宙萬物的事情，他們所着力的是人際間關係等問題。由於智者對當時的時代要求及走向十分敏感，所以能順應潮流，如含貶義，他們是見風轉舵，研究自己的進身之道。
從智者的視角來審察這一問題，知識和辯論都是有用的事；傳授知識及說話的技藝，並由此得到報酬，對於授與受的雙方都是利益均霑的。
智者除了上面所論述到的各方面之外，還有一處明顯的功績，就是他們在論辯術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首先立頭功的是普羅泰戈拉斯。普氏有關這方面的思想是——任何命題均具有相反的兩種論斷，論辯的目的及主要的技藝即是如何使弱方的論證變為強有力的論證。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其《哲學名家生平紀實紀聞》第 9卷的第51節 中寫道：「普羅泰戈拉斯首先提出任何一個命題都具有互相反對的兩個邏各斯，他使用這種方式進行論辯因而成為第一個這樣做的人。”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又說道：“而且在他普羅泰戈拉斯的辯證法中，他忽視詞義而追求華麗的詞藻，許多證據表明他是全部論辯術的始祖，因此蒂蒙說：『普羅泰戈拉斯是全人類的縮影，我以為他是文字戰方面的能手』。
他又是最早介紹被稱為蘇格拉底式的討論方法的。可惜的是，普羅泰戈拉斯本人沒有留下有關這方面的具體材料。所有這些只能從柏拉圖的《普羅泰戈拉斯篇》及《泰阿泰德篇》中才可以窺視到些須縮影。」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另一著作《修辭學》中提及與恩培多克勒同時代的另一位學人科剌克斯其鼎盛年代為公元前467年，說此人撰寫過一部《修辭術》，傳授別人如何辯駁。科剌克斯擬定出一些規則，例如在受傷害別人指控時，如果此人是一個弱者，就說：「我比他體弱，能夠傷害他嗎？」如果此人是強者，就要這樣說：「難道我是一個傻瓜，會去傷害一個弱者嗎？」這就是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一部《修辭課本》第2卷第24章 。科剌克斯是西西里人，修辭學這門技藝不是在雅典，而是在西西里生發出來的。這與當時西西里的環境有關，因為在這不大的區域裡，古代希臘人建立了20個城邦，各自間有聚合，也有摩擦，所以這種「說話的技藝」能起到縱橫卑闔的作用。
因此，修辭術首先在西西里生發，然後才傳到雅典，是自有其原因的。
上面談到古希臘的智者、修辭術及修辭學等，還必須談談當時希臘人所重視的「德行」。關於「德行」，在這裡就是指處理私人事務及政治事務的能力。智者的出現，就是迎合大眾有學習並獲得這種德行的需求。智者就是傳授德行的教師。
普羅泰戈拉斯等智者認為，如果一個人想在政治上出人頭地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要具有論辯的才能。所以智者主要傳授的是有關文詞的修飾。這就是修辭術或修辭學。它是一種以「德行」為本質，運用巧妙和雄辯的言辭使人信服的學問。
普羅泰戈拉斯等智者認為，教育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功能，就是培養有關詩句、言辭及說話技藝方面的才能。
所以，投身在智者門下經他們教導出來的政治人物，是不具有執着追求真理的精神的，甚至還弄不清真理為何物。他們所追求的就只是「言之成理」，也就是強詞奪理罷了，只要大家說不過你，又何必管什麼是非黑白呢？
蘇氏執信，通過辯論及省察能探索出真理。蘇氏所提出的辯證法也基于此。
蘇格拉底所處的時代智者應運而生。他們的出現使某些人的思想和行動得以磨練，哲學思維也因此從天上，即自然哲學，回到人間。因此，智者的功績在思想發展史和哲學史上是不可埋沒的。所謂智者，按語源剖析，其中就含有「使知識的功用變得更好的學人」。
對智者的這一作用蘇格拉底是瞭解的，所以蘇氏也說智者是「使人變得更為聰明的學人」，或是「教育與指導他人的學人」。但是，蘇格拉底也審視到「知識本身也有可怖的一面」，如何傳授與教導是關鍵的所在。那些盲從與無識別能力的人是不適于投身到智者的門下的。
智者與蘇格拉底有其相似的一面，即他們已着手探索人類的心靈、靈魂等，但彼此間改採用的方法及所持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在當時也出了幾位自然哲學家，如阿那克薩戈拉斯、恩培多克勒斯等，他們都是按照傳統從事自然哲學研究的。但是智者則不太注意宇宙萬物的事情，他們所着力的是人際間關係等問題。由於智者對當時的時代要求及走向十分敏感，所以能順應潮流，如含貶義，他們是見風轉舵，研究自己的進身之道。
從智者的視角來審察這一問題，知識和辯論都是有用的事；傳授知識及說話的技藝，並由此得到報酬，對於授與受的雙方都是利益均霑的。
智者除了上面所論述到的各方面之外，還有一處明顯的功績，就是他們在論辯術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首先立頭功的是普羅泰戈拉斯。普氏有關這方面的思想是——任何命題均具有相反的兩種論斷，論辯的目的及主要的技藝即是如何使弱方的論證變為強有力的論證。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其《哲學名家生平紀實紀聞》第 9卷的第51節 中寫道：「普羅泰戈拉斯首先提出任何一個命題都具有互相反對的兩個邏各斯，他使用這種方式進行論辯因而成為第一個這樣做的人。”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又說道：“而且在他普羅泰戈拉斯的辯證法中，他忽視詞義而追求華麗的詞藻，許多證據表明他是全部論辯術的始祖，因此蒂蒙說：『普羅泰戈拉斯是全人類的縮影，我以為他是文字戰方面的能手』。
他又是最早介紹被稱為蘇格拉底式的討論方法的。可惜的是，普羅泰戈拉斯本人沒有留下有關這方面的具體材料。所有這些只能從柏拉圖的《普羅泰戈拉斯篇》及《泰阿泰德篇》中才可以窺視到些須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