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云：「洪在吳（今蘇州）時……復采陳惟浚諸同志所錄，得二卷焉，附為《續錄》，以合成書。適遭內艱，不克終事。去年秋（嘉靖三十二年），會同志于南畿，吉陽何子遷、初泉劉子起宗，相與商訂舊學。謂師門之教，使學者趨專歸一，莫善於《傳習錄》。
於是劉子歸寧國，謀諸涇尹丘時庸，相與捐俸，刻諸水西精舍。」（轉引自佐藤一齋《傳習錄欄外書》下卷）
嘉靖三十五年，錢德洪游于湖北蘄春崇正書院，又應沈寵之請，「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去。並易中卷為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傳習錄》下卷錢德洪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和大西晴隆《王陽明全集》第一卷《解說》，皆以「易中卷」為易今本《傳習錄》之中卷，此說筆者不敢苟同。
第一，錢德洪在《傳習續錄》序裡明確說，嘉靖十四年在吳時，已將南大吉所錄中卷易為問答語。因而不可能在二十一年後再易中卷為問答語。
第二，錢德洪跋語所謂「復取逸稿……增刻之」，指的是增刻《傳習續錄》，而非指增刻今本《傳習錄》三卷，故所謂「中卷」只能是《傳習續錄》之中卷。
第三、跋語明確說，逸稿中有《文錄》既載者，皆刪去。可見在錢所得陽明遺言裡，有與《文錄》重複的論學書。錢也許刪去了既載者，而易其他論學書為問答語。
第四，錢《傳習續錄》序謂「復采陳惟浚諸同志所錄，得二卷」。後跋語又謂「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一卷」。故《傳習續錄》當為三卷【八】 。所謂「易中卷為問答語」，顯然是指該三卷中之一卷。
嘉靖三十三年所刻的《傳習續錄》與嘉靖三十五年「補遺」的部分，即今本《傳習錄》之下卷。收有陳九川、黃直、黃修易、黃省曾、黃以方及錢德洪所錄一四二條語錄，其中第一條至一一五條是《傳習續錄》，第一一六條至一四二條是「補遺」部分。下卷內容比前兩卷博雜，且沒有像前兩卷那樣經過陽明的親自審閲。錢德洪擔心這會使讀者「之趨不一」，故特要求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即體會其精神實質，以為這樣就能「無疑於是錄矣」（《傳習錄》下卷錢德洪跋）。
但結果還是引起了許多分歧。如顧應祥見《傳習續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疑為門人傳錄之偽」（《理學宗傳》卷二十一），故作《傳習錄疑》。黃宗羲在評價黃省曾時也說：「《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采之《問道錄》（黃省曾著有《會稽問道錄》十卷）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
……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偽為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於善，亦是襲取于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為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明儒學案》卷二十五）在下卷中，如此「以情識為良知」的內容，還可舉出不少。因此，在陽明學的發展史上，《傳習錄》下卷是一部頗有爭議的著作，而受後世學者推崇的則是《傳習錄》中卷。
因「上卷文成初年之見居多，而下卷則歿後錢緒山之徒撰錄之。惟此卷晚年親筆，純粹無可疑者」（東正純《傳習錄參考》，載《澤瀉先生全集》上冊）。
綜上所述，現存《陽明全書》中的《傳習錄》上卷是徐愛、陸澄、薛侃所輯之原本，中卷為南大吉所輯後經錢德洪等人增補去取的改編本，而下卷則是諸門人採集後經錢德洪擇選、重編後的刪節本。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胡宗憲刻《傳習錄》，首次將三卷合刻。隆慶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謝廷傑在匯刻《王文成公全書》時，刪去了《傳習錄》中的《示弟立志說》，又為證明王陽明時「與朱子無相繆戾」（附錄《朱子晚年定論》），而約錢德洪把《傳習續錄》未收的《朱子晚年定論》（成書於正德十一年，原一卷，嘉靖二十九年錢德洪增錄二卷，共三卷，由史致詹梓刻於嘉義書院）附於《傳習續錄》後（另還附錄了錢德洪附錄之引言和袁慶麟正德十三年所寫的《晚年定論跋》），遂成今《傳習錄》之原貌。
二、《文 錄》
《文錄》包括《正錄》五卷、《別錄》十卷、《外集》九卷。據《陽明年譜》載，嘉靖六年四月，鄒守益流謫安微廣德，「錄（陽明）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制間也。」後錢德洪掇拾所遺文字請刻，陽明不許。
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陽明許刻。於是附錄一卷于鄒守益所輯《陽明文稿》後，凡四冊，世稱廣德版。陽明歿後，德洪作《訃告同門》曰：「逾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采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
於是劉子歸寧國，謀諸涇尹丘時庸，相與捐俸，刻諸水西精舍。」（轉引自佐藤一齋《傳習錄欄外書》下卷）
嘉靖三十五年，錢德洪游于湖北蘄春崇正書院，又應沈寵之請，「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去。並易中卷為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傳習錄》下卷錢德洪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和大西晴隆《王陽明全集》第一卷《解說》，皆以「易中卷」為易今本《傳習錄》之中卷，此說筆者不敢苟同。
第一，錢德洪在《傳習續錄》序裡明確說，嘉靖十四年在吳時，已將南大吉所錄中卷易為問答語。因而不可能在二十一年後再易中卷為問答語。
第三、跋語明確說，逸稿中有《文錄》既載者，皆刪去。可見在錢所得陽明遺言裡，有與《文錄》重複的論學書。錢也許刪去了既載者，而易其他論學書為問答語。
第四，錢《傳習續錄》序謂「復采陳惟浚諸同志所錄，得二卷」。後跋語又謂「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一卷」。故《傳習續錄》當為三卷【八】 。所謂「易中卷為問答語」，顯然是指該三卷中之一卷。
嘉靖三十三年所刻的《傳習續錄》與嘉靖三十五年「補遺」的部分，即今本《傳習錄》之下卷。收有陳九川、黃直、黃修易、黃省曾、黃以方及錢德洪所錄一四二條語錄，其中第一條至一一五條是《傳習續錄》，第一一六條至一四二條是「補遺」部分。下卷內容比前兩卷博雜，且沒有像前兩卷那樣經過陽明的親自審閲。錢德洪擔心這會使讀者「之趨不一」，故特要求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即體會其精神實質，以為這樣就能「無疑於是錄矣」（《傳習錄》下卷錢德洪跋）。
但結果還是引起了許多分歧。如顧應祥見《傳習續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疑為門人傳錄之偽」（《理學宗傳》卷二十一），故作《傳習錄疑》。黃宗羲在評價黃省曾時也說：「《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采之《問道錄》（黃省曾著有《會稽問道錄》十卷）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
……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偽為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於善，亦是襲取于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為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明儒學案》卷二十五）在下卷中，如此「以情識為良知」的內容，還可舉出不少。因此，在陽明學的發展史上，《傳習錄》下卷是一部頗有爭議的著作，而受後世學者推崇的則是《傳習錄》中卷。
因「上卷文成初年之見居多，而下卷則歿後錢緒山之徒撰錄之。惟此卷晚年親筆，純粹無可疑者」（東正純《傳習錄參考》，載《澤瀉先生全集》上冊）。
綜上所述，現存《陽明全書》中的《傳習錄》上卷是徐愛、陸澄、薛侃所輯之原本，中卷為南大吉所輯後經錢德洪等人增補去取的改編本，而下卷則是諸門人採集後經錢德洪擇選、重編後的刪節本。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胡宗憲刻《傳習錄》，首次將三卷合刻。隆慶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謝廷傑在匯刻《王文成公全書》時，刪去了《傳習錄》中的《示弟立志說》，又為證明王陽明時「與朱子無相繆戾」（附錄《朱子晚年定論》），而約錢德洪把《傳習續錄》未收的《朱子晚年定論》（成書於正德十一年，原一卷，嘉靖二十九年錢德洪增錄二卷，共三卷，由史致詹梓刻於嘉義書院）附於《傳習續錄》後（另還附錄了錢德洪附錄之引言和袁慶麟正德十三年所寫的《晚年定論跋》），遂成今《傳習錄》之原貌。
二、《文 錄》
《文錄》包括《正錄》五卷、《別錄》十卷、《外集》九卷。據《陽明年譜》載，嘉靖六年四月，鄒守益流謫安微廣德，「錄（陽明）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制間也。」後錢德洪掇拾所遺文字請刻，陽明不許。
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陽明許刻。於是附錄一卷于鄒守益所輯《陽明文稿》後，凡四冊，世稱廣德版。陽明歿後，德洪作《訃告同門》曰：「逾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采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