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餖飣為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注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況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
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譎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為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事譎誕乎哉？今之自託為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
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纍，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為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略，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略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己見為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或未當，其自蔽也甚矣。
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為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系焉。新學小生，心目譾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為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為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故一伸其拳拳之喙。
出院習禮，蓋將使學者知舉業之外，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得是，日積月纍，滋味深長，外面許多淺俗見解，自然漸覺輕小矣。此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群居，若不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據守，以文相勸勉，漸次有得，而但務為渾淪籠統之語以詔之，則恐聽者未悉吾意。其材質高者，未必實用其力，先已啟其好高助長之心；其下者又隨語生解，借存養之目，以為談說之資。
此其病痛面目證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
昔夫子之教，以求仁為先，仁即心也，心即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默而成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子之賢，提耳而教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訒而已」。顏子所問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仲弓所問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問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
其曰「視德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必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訒」，真如漢廷之法，較若畫一，使人即此目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此以有為。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
夫豈在別尋一個渾淪之體，以為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 》、《鄉射》、《飲酒》之禮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者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顧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為有異剽竊 外、以欺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爾。既曰殊途，既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
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便以子為父，而祖為孫哉？昔之失之者，既以辨析太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捏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釋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己，實下工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疊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
如習禮，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日識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掇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掇精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事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着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能自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諯慤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揣度作用，重為本體之害矣。
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譎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為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事譎誕乎哉？今之自託為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
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纍，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為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略，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略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己見為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或未當，其自蔽也甚矣。
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為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系焉。新學小生，心目譾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為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為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故一伸其拳拳之喙。
此其病痛面目證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
昔夫子之教，以求仁為先，仁即心也，心即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默而成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子之賢，提耳而教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訒而已」。顏子所問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仲弓所問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問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
其曰「視德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必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訒」，真如漢廷之法，較若畫一，使人即此目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此以有為。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
夫豈在別尋一個渾淪之體，以為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 》、《鄉射》、《飲酒》之禮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者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顧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為有異剽竊 外、以欺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爾。既曰殊途，既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
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便以子為父，而祖為孫哉？昔之失之者，既以辨析太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捏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釋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己，實下工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疊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
如習禮，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日識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掇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掇精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事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着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能自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諯慤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揣度作用，重為本體之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