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源既遙，什襲亦久，方今東隅弗靖，九邊諸臣，旦夕蒿目，即山林草澤間，罔不思效一得，以系單于頸。為今日計，莫若多讀武書，可操勝算。昔季子相六國，而《陰符》蚤精；留侯師漢高，而《素書》先受；古未有揣摩無成而能佐霸王不拔之業者也。以藏書具在，不欲秘為家珍，敢畀梓匠，自付當事者之前箸，嵇叔夜有云：「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芥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余大類之，庖人耶？處子耶？亦何暇計當世之掩口也！防風茅震東生生甫書。
（錄自佐藤一齋藏《武經七書》本）
刻傳習錄序
焦 竑
國朝理學，開于陽明先生。當時法席盛行，海內談學者無不稟為模楷，至今稱有聞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沒，傳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實際未詣，或以放曠自恣而檢柙不修，或以良知為未盡而言寂言修，畫蛇添足。嗚呼，未實致其力而藉為爭名挾勝之資者，比比皆是。
今《傳習錄》具在，學者試虛心讀之，于今之學者為異為同，居可見矣。此不獨征之庶民難於信從，而反于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楊侯為翼州奪，修政之暇，思進厥士民于學，而刻是編，以嘉惠之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觀者，以愛人驗侯，而又以易使驗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于信都，而一洗承學者之謬，余之願也。乃不揆而序以貽之。
（錄自《焦氏澹園集》卷十四）
王文成公年譜序
高攀龍
嗚呼！道之不明也，支離于漢儒之訓詁；道之明也，剖裂于朱、陸之分門。程子之表章《大學》也，為初學入德之門。今之人人自為《大學》也，遂為聚訟之府，何天下之多故也！
國朝自弘、正以前，天下之學出於一，自嘉靖以來，天下之學出於二。出於一，宗朱子也；出於二，王文成公之學行也。朱子之說《大學》，多本於二程；文成學所得力，蓋深契于子靜，所由以二矣。
夫聖賢有外心以為學者乎？又有遺物以為心者乎？心非內也，萬物皆備於我矣；物非外也，糟糠煨燼無非教也。夫然，則物即理，理即心，而謂心理可析、格物為外乎？
天下之道貞于一，而所以害道者二。高之則虛無寂滅，卑之則功利詞章。朱子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者也。蓋戒之嚴矣，而謂朱子之學為詞章乎？善乎？
莊渠魏氏曰：「陽明有激而言也。彼其見天下之弊于詞章記誦，而遂以為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也，而不知其弊也，則未嘗反而求之朱子之說矣。」
當文成之身，學者則已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而文成亦悔之矣。至于今，乃益以虛見為實悟，任情為率性，易簡之途誤認，而義利之界漸夷，其弊也滋甚，則亦未嘗反而求之文成之說也。良知乎，夫乃文成所謂「玩弄」，以負其知也乎？
高攀龍曰：「吾讀《譜》，而知文成之學有所從以入也。其于象山，曠世而相感也，豈偶然之故哉？」時攀龍添注，揭陽典史莊大夫致庵公以茲譜示而命攀龍為之言。攀龍不敢，而謂公之文章事業，蔑以尚矣，學士所相與研究公之學也，故謹附其說如此焉。
（錄自《高子遺書》卷九）
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
劉宗周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使三千年而後，不復生先生，又誰與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乎？
蓋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而不能不蔽於物慾之私，學則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學》首揭「明明德」為復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
」致知之知，不離本明；格物之至，祗是知止。即本體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雲。
孔、孟既歿，心學不傳，浸淫而為佛、老、荀、楊之說；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教正，不遺餘力，而其後復束于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而去道愈遠，聖學遂為絶德。於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說，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可謂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吾心之知則聖人之無不知，而作聖之功初非有加于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則先生恢復本心之功，豈在孟子道性善後歟？
《傳習錄》一書，得于門人之所睹記語。語三字，符也。學者亦既家傳而戶誦之。以迄于今，百有餘年，宗風漸替。
宗周妄不自揣，竊嘗掇拾緒言，日與鄉之學先生之道者，群居而講求之，亦既有年所矣。
裔孫士美，鋭志繩武，爰取舊本，稍為訂正，而以親經先生裁定者四卷為《正錄》。先生沒後，錢洪甫增入一卷為《附錄》，重梓之，以惠吾黨，且以請于余曰：「良知之說，以救宋人之訓詁，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見成，用良知太活變；高者玄虛，卑者誕妄。其病反甚于訓詁，則前輩已開此逗漏。
《附錄》一卷，僭有刪削，如蘇、張得良知妙用等語，詎可重令後人見乎？總之，不執方而善用藥，期于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賜言。」余聞其說而韙之，果若所云，即請藥之以先生之教。
」余大類之，庖人耶？處子耶？亦何暇計當世之掩口也！防風茅震東生生甫書。
（錄自佐藤一齋藏《武經七書》本）
刻傳習錄序
國朝理學，開于陽明先生。當時法席盛行，海內談學者無不稟為模楷，至今稱有聞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沒，傳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實際未詣，或以放曠自恣而檢柙不修，或以良知為未盡而言寂言修，畫蛇添足。嗚呼，未實致其力而藉為爭名挾勝之資者，比比皆是。
今《傳習錄》具在，學者試虛心讀之，于今之學者為異為同，居可見矣。此不獨征之庶民難於信從，而反于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楊侯為翼州奪，修政之暇，思進厥士民于學，而刻是編，以嘉惠之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觀者，以愛人驗侯，而又以易使驗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于信都，而一洗承學者之謬，余之願也。乃不揆而序以貽之。
（錄自《焦氏澹園集》卷十四）
王文成公年譜序
高攀龍
國朝自弘、正以前，天下之學出於一，自嘉靖以來，天下之學出於二。出於一，宗朱子也；出於二，王文成公之學行也。朱子之說《大學》，多本於二程；文成學所得力，蓋深契于子靜，所由以二矣。
夫聖賢有外心以為學者乎？又有遺物以為心者乎？心非內也，萬物皆備於我矣；物非外也，糟糠煨燼無非教也。夫然，則物即理，理即心，而謂心理可析、格物為外乎？
天下之道貞于一，而所以害道者二。高之則虛無寂滅，卑之則功利詞章。朱子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者也。蓋戒之嚴矣，而謂朱子之學為詞章乎？善乎？
莊渠魏氏曰：「陽明有激而言也。彼其見天下之弊于詞章記誦，而遂以為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也，而不知其弊也，則未嘗反而求之朱子之說矣。」
當文成之身，學者則已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而文成亦悔之矣。至于今，乃益以虛見為實悟，任情為率性，易簡之途誤認，而義利之界漸夷，其弊也滋甚，則亦未嘗反而求之文成之說也。良知乎，夫乃文成所謂「玩弄」，以負其知也乎？
高攀龍曰：「吾讀《譜》，而知文成之學有所從以入也。其于象山，曠世而相感也，豈偶然之故哉？」時攀龍添注，揭陽典史莊大夫致庵公以茲譜示而命攀龍為之言。攀龍不敢，而謂公之文章事業，蔑以尚矣，學士所相與研究公之學也，故謹附其說如此焉。
（錄自《高子遺書》卷九）
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
劉宗周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使三千年而後，不復生先生，又誰與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乎？
蓋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而不能不蔽於物慾之私，學則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學》首揭「明明德」為復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
」致知之知，不離本明；格物之至，祗是知止。即本體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雲。
孔、孟既歿，心學不傳，浸淫而為佛、老、荀、楊之說；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教正，不遺餘力，而其後復束于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而去道愈遠，聖學遂為絶德。於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說，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可謂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吾心之知則聖人之無不知，而作聖之功初非有加于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則先生恢復本心之功，豈在孟子道性善後歟？
《傳習錄》一書，得于門人之所睹記語。語三字，符也。學者亦既家傳而戶誦之。以迄于今，百有餘年，宗風漸替。
宗周妄不自揣，竊嘗掇拾緒言，日與鄉之學先生之道者，群居而講求之，亦既有年所矣。
裔孫士美，鋭志繩武，爰取舊本，稍為訂正，而以親經先生裁定者四卷為《正錄》。先生沒後，錢洪甫增入一卷為《附錄》，重梓之，以惠吾黨，且以請于余曰：「良知之說，以救宋人之訓詁，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見成，用良知太活變；高者玄虛，卑者誕妄。其病反甚于訓詁，則前輩已開此逗漏。
《附錄》一卷，僭有刪削，如蘇、張得良知妙用等語，詎可重令後人見乎？總之，不執方而善用藥，期于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賜言。」余聞其說而韙之，果若所云，即請藥之以先生之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