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啟周道通書》據陳榮捷先生考證，作為嘉靖三年春以後（《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二二），而南大吉嘉靖三年十月就把此書收入了《續刻傳習錄》。
故知陽明解釋《繫辭》「何思何慮」的思想，當形成於嘉靖元年至三年之間，而記載該思想的《答歐陽崇一書》亦必作於此時間無疑。
其二，《答聶文蔚》二書作於嘉靖五年後乃確鑿無疑。其中第一書中如「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卷卷」等語，即指嘉靖五年聶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江首次拜見陽明之事（四）（參見《陽明年譜》【嘉靖五年】 條及《陽明全書》卷六《與陳惟浚》）。後聶豹在《啟陽明先生書》中也記錄了「丙戌（嘉靖五年）之復迄今，兩易寒暑矣」（《聶雙江先生文集》卷四）的懷念之語。因陽明當時已重病在身，故在第一書中又有「咳疾署毒，書劄絶懶」等語。
而第二書則錄有聶豹作於嘉靖七年的《啟陽明先生書》中的一些話，如「文蔚曰：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等，又陽明逝世于該年，故知第二書必作於嘉靖七年。由此可見，《答聶文蔚》二書不可能被南本尤其是薛本所收。
正因為佐藤一齋所據並非南大吉嘉靖三年的原刻本，所以在其得出的結論中也就有錯斷（如《答聶文蔚》第一書，《年譜》之記載並沒有錯）和論據不足（如《答歐陽崇一》、《答人論學書》（五），《年譜》的記載的確有誤，但佐藤氏所據本身卻不能成立）之處了。
至于錢德洪所依據的南本以及其所編著的《陽明年譜》之記載，亦有諸多可疑之處。例如：
（一）錢所據南本凡九篇，其中收有成於嘉靖五年後的《答聶文蔚》第一書。可見該南本亦恐非南大吉之原刻本。日本學者今井宇三郎為證明錢所據南本為原刻本，而提出了「一五二四年（嘉靖三年）的原型南本並未完成，要到一五二六年才能完成南本」（斯文載一九四五年合併號《全書本傳習錄考》）的推測。但至今國內外的陽明學者尚未找到能支持這一推測的證據。
（二）《年譜》載「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佐藤一齋謂南本乃四卷，「曰五卷者謬矣」。陳榮捷據日本三輪執齋《標註傳習錄》所言，又以佐藤氏之說為誤。筆者認為，因錢德洪、佐藤一齋、陳榮捷所據之南本皆非南大吉之原刻本，因而所謂五卷、四卷說都未必可靠。
陽明本人及南本序言都只說「二冊」，而未言卷數，故以存疑為妥。
《續刻傳習錄》另有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未見）和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衡湘書院重印本。前者分六卷。前三卷為徐愛等所錄，與今本《傳習錄》上卷同。後三卷收錄了《答徐成之》二書、《示弟立志說》、《訓蒙大意》、《答羅整庵書》和《答友人論學書》。
後者乃嘉靖三十年蔡汝楠校刻本的重印本。全書分七卷。前三卷同於現通行本之上卷。後四卷收有《答徐成之》二篇、《答羅整庵少宰書》、《答人論學書》、《答周道通書》、《答陸原靜書》二篇、《示弟立志說》及《訓蒙大意》九篇（均成書於嘉靖三年前【六】 ）。
卷首除載有南大吉原序外，還載有嘉靖三十年孫應奎序，卷末有蔡汝楠後敘。孫序和蔡敘均謂此錄乃陽明手授孫，孫按部至衡，令蔡刻於石鼓書院。佐藤一齋云：「《立志說》、《訓蒙大意》並系大吉所錄。」（《傳習錄欄外書》卷中）不知何據。
但錢德洪《傳習錄》中卷序未提《立志說》和《訓蒙大意》，也未必可作為南大吉原刻本所收篇目之證據。比較諸本，筆者較同意日本學者大西晴隆的推斷，即唯蔡汝楠校刻本保持了南大吉初刻本的原型，其他諸本均為南本之改編本或續補本（參見日本明德出版社《王陽明全集》第一卷《解說》）。事實上，自嘉靖三年南大吉《傳習錄》刻本行于世後，確有不少學者對其作過校正改編。如嘉靖七年，聶豹、陳九川就對《傳習錄》「重加校正，刪復纂要，總為六卷，刻之於閩」（《聶雙江先生文集》卷三《重刻傳習錄序》）。
故陽明弟子王宗沐謂：「《傳習錄》錄陽明先生語也，四方之刻頗多。……（萬曆年間）沐乃請于兩台合續本凡十一卷，刻置學宮。」（《傳習錄諸序》，日本碩水文庫藏鈔本）正因為各種版本相互混雜，從而使錢德洪在重編《傳習錄》時，也無意中把改編本當作了原刻本。而後世又以錢序為據，以致錯上加錯。
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十一月，錢德洪、王畿赴廣信奔陽明師喪，訃告同門，收錄陽明遺言。三年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錢「擇其切于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千條」（錢德洪《傳習錄》下卷跋）。然當時「未敢示人，不意為好事者竊錄」（《陽明全書》卷三十六錢德洪《論年譜書》）。嘉靖十三年，德洪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
書未遂（見《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二十《錢緒山行狀》）。嘉靖三十三年，同門曾才漢得錢氏手鈔本，復傍為采輯，名曰《陽明先生遺言錄》，刻行于湖北江陵〔七〕。後德洪讀之，「覺當時採錄未精，乃為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今安徽宣城一帶）之水西精舍」（《傳習錄》下卷錢德洪跋）。《傳習續錄》嘉靖三十三年間東刻本卷首所載錢德洪序亦有此事之記載，但時間和過程有異。
故知陽明解釋《繫辭》「何思何慮」的思想，當形成於嘉靖元年至三年之間，而記載該思想的《答歐陽崇一書》亦必作於此時間無疑。
其二，《答聶文蔚》二書作於嘉靖五年後乃確鑿無疑。其中第一書中如「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卷卷」等語，即指嘉靖五年聶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江首次拜見陽明之事（四）（參見《陽明年譜》【嘉靖五年】 條及《陽明全書》卷六《與陳惟浚》）。後聶豹在《啟陽明先生書》中也記錄了「丙戌（嘉靖五年）之復迄今，兩易寒暑矣」（《聶雙江先生文集》卷四）的懷念之語。因陽明當時已重病在身，故在第一書中又有「咳疾署毒，書劄絶懶」等語。
而第二書則錄有聶豹作於嘉靖七年的《啟陽明先生書》中的一些話，如「文蔚曰：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等，又陽明逝世于該年，故知第二書必作於嘉靖七年。由此可見，《答聶文蔚》二書不可能被南本尤其是薛本所收。
至于錢德洪所依據的南本以及其所編著的《陽明年譜》之記載，亦有諸多可疑之處。例如：
（二）《年譜》載「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佐藤一齋謂南本乃四卷，「曰五卷者謬矣」。陳榮捷據日本三輪執齋《標註傳習錄》所言，又以佐藤氏之說為誤。筆者認為，因錢德洪、佐藤一齋、陳榮捷所據之南本皆非南大吉之原刻本，因而所謂五卷、四卷說都未必可靠。
陽明本人及南本序言都只說「二冊」，而未言卷數，故以存疑為妥。
《續刻傳習錄》另有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未見）和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衡湘書院重印本。前者分六卷。前三卷為徐愛等所錄，與今本《傳習錄》上卷同。後三卷收錄了《答徐成之》二書、《示弟立志說》、《訓蒙大意》、《答羅整庵書》和《答友人論學書》。
後者乃嘉靖三十年蔡汝楠校刻本的重印本。全書分七卷。前三卷同於現通行本之上卷。後四卷收有《答徐成之》二篇、《答羅整庵少宰書》、《答人論學書》、《答周道通書》、《答陸原靜書》二篇、《示弟立志說》及《訓蒙大意》九篇（均成書於嘉靖三年前【六】 ）。
卷首除載有南大吉原序外，還載有嘉靖三十年孫應奎序，卷末有蔡汝楠後敘。孫序和蔡敘均謂此錄乃陽明手授孫，孫按部至衡，令蔡刻於石鼓書院。佐藤一齋云：「《立志說》、《訓蒙大意》並系大吉所錄。」（《傳習錄欄外書》卷中）不知何據。
但錢德洪《傳習錄》中卷序未提《立志說》和《訓蒙大意》，也未必可作為南大吉原刻本所收篇目之證據。比較諸本，筆者較同意日本學者大西晴隆的推斷，即唯蔡汝楠校刻本保持了南大吉初刻本的原型，其他諸本均為南本之改編本或續補本（參見日本明德出版社《王陽明全集》第一卷《解說》）。事實上，自嘉靖三年南大吉《傳習錄》刻本行于世後，確有不少學者對其作過校正改編。如嘉靖七年，聶豹、陳九川就對《傳習錄》「重加校正，刪復纂要，總為六卷，刻之於閩」（《聶雙江先生文集》卷三《重刻傳習錄序》）。
故陽明弟子王宗沐謂：「《傳習錄》錄陽明先生語也，四方之刻頗多。……（萬曆年間）沐乃請于兩台合續本凡十一卷，刻置學宮。」（《傳習錄諸序》，日本碩水文庫藏鈔本）正因為各種版本相互混雜，從而使錢德洪在重編《傳習錄》時，也無意中把改編本當作了原刻本。而後世又以錢序為據，以致錯上加錯。
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十一月，錢德洪、王畿赴廣信奔陽明師喪，訃告同門，收錄陽明遺言。三年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錢「擇其切于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千條」（錢德洪《傳習錄》下卷跋）。然當時「未敢示人，不意為好事者竊錄」（《陽明全書》卷三十六錢德洪《論年譜書》）。嘉靖十三年，德洪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
書未遂（見《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二十《錢緒山行狀》）。嘉靖三十三年，同門曾才漢得錢氏手鈔本，復傍為采輯，名曰《陽明先生遺言錄》，刻行于湖北江陵〔七〕。後德洪讀之，「覺當時採錄未精，乃為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今安徽宣城一帶）之水西精舍」（《傳習錄》下卷錢德洪跋）。《傳習續錄》嘉靖三十三年間東刻本卷首所載錢德洪序亦有此事之記載，但時間和過程有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