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我同志，幸于夫子片紙只語，備錄以示。」（《全書》卷三七）後又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隷，搜獵逸稿」（《陽明年譜》「嘉靖十四年」條），並與歐陽德等人彙編成《陽明存稿》數十卷。嘉靖十一年，德洪將存稿攜之蘇州，與黃省曾「校定篇類」，分《正錄》、《外集》和《別錄》，共二十四卷，嘉靖十四年由聞人詮初刻於蘇州，名曰《陽明先生文錄》（見黃綰《陽明先生文錄》序），世稱姑蘇版。嘉靖三十六年，唐堯臣據胡宗憲之命，重刻《文錄》于杭州天真書院。
廣德版是姑蘇版的雛形，但廣德版只以年月為次而不分體類，姑蘇版則有了改進。
關於《文錄》的編類問題，當時曾發生過一場爭論。黃綰等人認為：「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為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但鄒守益等人則認為：「先生言雖無間于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為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錢德洪兩頭為難。
他一方面「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而去之」；另一方面又耽心「先生之文既以傳誦于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年月，善讀者獲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並今日之意失之矣」。所以採取「兩是而俱存之」的辦法，以「文之純于講學明道者為《正錄》，余則為《外集》，而總題曰《文錄》。
疏奏批駁之文，則又厘為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問難辯詰，莫詳于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於詩賦，故《外集首賦》。
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志》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均見錢德洪《刻文錄敘說》）。
以上是編類，至于目次，錢德洪則遵循王陽明「此編（指《陽明文稿》）以年月為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同上）的遺訓，「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錢德洪《陽明先生文錄序》），以使善讀者能體悟陽明的「悔悟之漸」。
因此，由錢德洪所編訂的《陽明文錄》，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全書》不能稱其「全」。因為《全書》的主要內容是《文錄》，而《文錄》中一概不收與陽明思想體系不符的論著，至少王陽明早年「氾濫于詞章」，繼則篤信朱子格物之說的「未定之論」，均被錢氏刪去了。其他據錢氏自己說，凡陽明「應酬諸作」，亦「多不匯入」（見《全書》卷二十九錢德洪序）。
所以《全書》除《上國游》外均為陽明三十一歲尤其是四十歲以後的作品，僅《正錄》一百五十七篇中，四十歲以後作品就有一百五十篇。可見，編者的目的，並不是要收集陽明的全部著作，從而如實地反映陽明思想的發展過程，而是想把《陽明全書》作為王門及整個社會的教科書，以達到正心明道的目的【九】 。
第二、編類不能稱其「善」。因為錢德洪以己見選編「純于講學明道」者為《正錄》，「余則別為《外集》」。若以時間為界，錢氏的原則是：「自辛巳（一五二一年，陽明五十歲）以後文字（即所謂《晚年定論》）厘為《正錄》，已前文字則間采《外集》而不全錄。」（《全書》卷二九錢德洪序）。
辛巳年，是王陽明在南昌開始揭示「致良知」學說的時候。儘管實際上錢德洪並未以辛巳年，而是以己巳年（一五零九，陽明三十八歲）為界進行編類的。但己巳年是陽明居貴陽講學而開始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提出與朱子分庭抗禮的「知行合一」說的時候。因此，可以說，錢德洪的編纂原則是按照王陽明思想體系的建立期（一五零九年）尤其是完成期（一五二一年）來進行分類的。
由於錢德洪只顧區分「晚年」與「早年」、「定論」與「未定之論」，而不顧全書體裁上的統一，因而給讀者造成了許多麻煩，加之後來補刻的《文錄續編》，使全書在結構上顯得更加雜亂。因此，明代王畿編的《王文成公文選》，道光六年麗順藏板《王陽明先生全集》，清代俞嶙編的《陽明先生全集》，日本承應二年編的《王陽明先生文錄鈔》，民國二十四年編的《王陽明全集》等，都在分類結構上對《全書》作了適當調整和改編。
第三，目次排列能夠稱其「佳」。因為錢德洪不僅依年月順序編目（主要是《正錄》和《外集》部分），而且大致按王陽明學術思想的發展階段分卷。譬如他把《正錄》卷二（今《全書》卷五）斷自正德辛巳年，就是以「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刻文錄敘說》）為根據的。這樣就使讀者對王陽明中後期思想的演變過程一目瞭然。
至于所錄詩賦，亦基本上按照王陽明生平活動為序，從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鄉作《歸越》詩，到嘉靖六年平廣西思、田之亂作《兩廣詩》，共分十五個時期，史蹟清晰，條貫縷析。
三、《續 編》
廣德版是姑蘇版的雛形，但廣德版只以年月為次而不分體類，姑蘇版則有了改進。
關於《文錄》的編類問題，當時曾發生過一場爭論。黃綰等人認為：「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為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但鄒守益等人則認為：「先生言雖無間于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為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錢德洪兩頭為難。
他一方面「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而去之」；另一方面又耽心「先生之文既以傳誦于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年月，善讀者獲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並今日之意失之矣」。所以採取「兩是而俱存之」的辦法，以「文之純于講學明道者為《正錄》，余則為《外集》，而總題曰《文錄》。
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志》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均見錢德洪《刻文錄敘說》）。
以上是編類，至于目次，錢德洪則遵循王陽明「此編（指《陽明文稿》）以年月為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同上）的遺訓，「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錢德洪《陽明先生文錄序》），以使善讀者能體悟陽明的「悔悟之漸」。
因此，由錢德洪所編訂的《陽明文錄》，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全書》不能稱其「全」。因為《全書》的主要內容是《文錄》，而《文錄》中一概不收與陽明思想體系不符的論著，至少王陽明早年「氾濫于詞章」，繼則篤信朱子格物之說的「未定之論」，均被錢氏刪去了。其他據錢氏自己說，凡陽明「應酬諸作」，亦「多不匯入」（見《全書》卷二十九錢德洪序）。
所以《全書》除《上國游》外均為陽明三十一歲尤其是四十歲以後的作品，僅《正錄》一百五十七篇中，四十歲以後作品就有一百五十篇。可見，編者的目的，並不是要收集陽明的全部著作，從而如實地反映陽明思想的發展過程，而是想把《陽明全書》作為王門及整個社會的教科書，以達到正心明道的目的【九】 。
第二、編類不能稱其「善」。因為錢德洪以己見選編「純于講學明道」者為《正錄》，「余則別為《外集》」。若以時間為界，錢氏的原則是：「自辛巳（一五二一年，陽明五十歲）以後文字（即所謂《晚年定論》）厘為《正錄》，已前文字則間采《外集》而不全錄。」（《全書》卷二九錢德洪序）。
辛巳年，是王陽明在南昌開始揭示「致良知」學說的時候。儘管實際上錢德洪並未以辛巳年，而是以己巳年（一五零九，陽明三十八歲）為界進行編類的。但己巳年是陽明居貴陽講學而開始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提出與朱子分庭抗禮的「知行合一」說的時候。因此，可以說，錢德洪的編纂原則是按照王陽明思想體系的建立期（一五零九年）尤其是完成期（一五二一年）來進行分類的。
由於錢德洪只顧區分「晚年」與「早年」、「定論」與「未定之論」，而不顧全書體裁上的統一，因而給讀者造成了許多麻煩，加之後來補刻的《文錄續編》，使全書在結構上顯得更加雜亂。因此，明代王畿編的《王文成公文選》，道光六年麗順藏板《王陽明先生全集》，清代俞嶙編的《陽明先生全集》，日本承應二年編的《王陽明先生文錄鈔》，民國二十四年編的《王陽明全集》等，都在分類結構上對《全書》作了適當調整和改編。
第三，目次排列能夠稱其「佳」。因為錢德洪不僅依年月順序編目（主要是《正錄》和《外集》部分），而且大致按王陽明學術思想的發展階段分卷。譬如他把《正錄》卷二（今《全書》卷五）斷自正德辛巳年，就是以「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刻文錄敘說》）為根據的。這樣就使讀者對王陽明中後期思想的演變過程一目瞭然。
至于所錄詩賦，亦基本上按照王陽明生平活動為序，從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鄉作《歸越》詩，到嘉靖六年平廣西思、田之亂作《兩廣詩》，共分十五個時期，史蹟清晰，條貫縷析。
三、《續 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