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外郎。踰年，轉司勛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孜孜以匡諫為己任。
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于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凶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矣。」憲宗嘉之。
時中官吐突承璀自籓邸承恩寵，為神策護軍中尉，乃于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為其文。絳上言曰：
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罘、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既在安國寺，不得不敘載遊觀宗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
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
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于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嘆，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幸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于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良笏賜之。
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奸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戶產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鯁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于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偽，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
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籓邸，嘗蒞官守，接時賢于外，知人事之艱難。臨禦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欲轉熾，國用不足，奸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啟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甿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于此。安危理亂，實系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賾，鑒於化源，實天下幸甚。
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于外，制理於未亂，銷患于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為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為慮也！」
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皆絳之謀也。
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于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凶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矣。」憲宗嘉之。
時中官吐突承璀自籓邸承恩寵，為神策護軍中尉，乃于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為其文。絳上言曰：
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罘、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既在安國寺，不得不敘載遊觀宗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
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
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奸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戶產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鯁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于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偽，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籓邸，嘗蒞官守，接時賢于外，知人事之艱難。臨禦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欲轉熾，國用不足，奸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啟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甿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于此。安危理亂，實系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賾，鑒於化源，實天下幸甚。
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于外，制理於未亂，銷患于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為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為慮也！」
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皆絳之謀也。
